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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回忆性散文 回忆性散文应该怎么写

时间:2016-10-19 11:34:20本文内容及图片来源于读者投稿,如有侵权请联系xuexila888@qq.com 小兰 我要投稿

  回忆性散文也是以散文的基本形态为基础。只是在叙述上用回忆过去的方式。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阐述,回忆描写。回忆性散文应该怎么写?以下是学习啦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怎样写回忆性散文,欢迎大家前来阅读!

怎样写回忆性散文 回忆性散文应该怎么写

  写回忆性散文的写作方法

  方法1:

  所谓回忆性散文,这并不是一种单一文体,它不是一种文学体裁。 你首先得明白什么叫文学体裁和文章体裁,不然你永远都不知道是怎么划分的。

  实际上我可以肯定,你以往就写过很多回忆性散文,可是你不知道那是所谓的回忆性散文。 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得最基本的划分。

  所以我建议你吧,仔细在百度上查三个定义,然后仔细看完简介:1文学体裁。 2:表达方式。 3:文章体裁。

  如果这三者你不清楚,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散文,什么叫记叙文,那因而你也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所谓的文章,实际上就是你所谓的回忆性散文。 这种东西并不是高深学问,而是文学常识,最基本的,这不弄清楚你将来永远不能对别人说:我会写文章。

  方法2:

  一般来说,回忆性散文的开头,最好是开门见山,指出你回忆的人或事。例如: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朱自清《背影》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李星华《十六年前的回忆》

  回忆性散文的开头不必太长,只要简明扼要就行。

  方法3:

  1.倒叙作为开端,开门见山,奠定主题和基调,比如:十年前的今天,父亲过世了。

  2.特殊的引子开头。比如:无意的发现一张黑白照片,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或者礼物什么的。有点睹物思人、触景生情的意思。然后文笔蔓延开去,成铺展之势。

  3.伤感而凄美的抒情句子开头,吸引人眼球(也可以写的大气磅礴、震撼华丽)。不过这要求文章整体字句流畅唯美,如果把握的好,可以在富有文采的句子里不会显得落窠臼、老套,感情也会在里面自然流露不见雕刻之举。这种写法有点诗歌散文的感觉。

  4.用现在的结果和以前的画面开头。例如:今天,我们分手了。还记得十年前,我们的初遇的时候。等等之类的(自由发挥),这种对比很有杀伤力和时空转换感。然后再接具有代表性的回忆片段。

  好了,就写这么多吧!不过,回忆的基调一般是沧桑的、伤感的,真实的情感很重要,文章以情感人才是最好的。最优秀的。

  回忆性散文:《十年梦魇》

  要说一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我可是深有体会。

  1966年的上半年,我在邯郸一中完成了高中毕业考试后,按照学校的布置填报了高考志愿。一天,学校教导处张家仁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我看了你填报的志愿,建议你改一下,把北师大改成北大。”我说:“张主任,我家在农村,经济上不富裕,上北师大可以为家里省好多钱的。”张主任笑了笑,说:“振海,你不了解,北大虽非师范类,但也是有助学金的。经济问题你不必考虑。”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咱们邯郸一中自建校以来就没有考上北大中文系一个学生,学校想从你这儿实现一次突破。那样,我再去市教育局开会,就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去了。”说着,张主任还做了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姿势给我看。

  面对亲如父兄的张家仁主任,我答应了修改志愿。

  然而,北大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漫天邪火,把全国数十万莘莘学子的大学梦烧成了灰烬。从此,十年浩劫开始了!学校乱成一锅粥。学生分成两派。校领导被当成“走资派”揪出来批斗,许多老师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不分男女,统统剃成了“黑帮头”,受尽毒打、折磨和羞辱。

  对我刺激最深的有这样两件事:一天下午,不知从哪里闯进学校一帮造反派,把校内的所谓“牛鬼蛇神”和“走资派”集中起来,排成队,然后首尾相连组成一圆圈。造反派指定一个排头的人,喊一声“打!”站成圆圈的人就得像推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的打下去——上一个人朝下一个人的脸上猛抽嘴巴。造反派认为打得力度不够的,则勒令重来。围观的师生看见平时一个个熟悉的老师和校领导,如此这般地自相残害和遭受羞辱,心里说不出有多难受,但又没人敢上前阻止。还有一次是让这些被揪出来的老师和校领导跪在学校操场的西墙头上(墙头顶层只有一跑砖宽),脸朝外,一边嗑头,一边对墙外的路人不停地喊道:我是什么什么,我有罪!我罪该万死!

  这期间,我老家的农村刚刚搞罢“四清”,我家的成分被定为“漏划富农”。这个消息传到学校,我便注定难逃一劫。大约在1968年3月,学校随着社会,刮起了所谓的“十二级台风”,我被“揪”了出来,“罪名”是“修正主义的白专典型”和“地富的狗崽子”。于是住“牛棚”,被劳改,挎着牌子挨批斗。住“牛棚”时我跟教导处张家仁主任同住一间房,上厕所还得排成队,管得比坐牢还要严。一次张主任挨批斗,我作为他的“得意门生”去陪绑。也就是在这一次陪绑时,我记住了一个同学的名字——李庆维。他是我高中的同年级同学,初中的同班同学——当批斗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我弯腰弯得太累了,腿颤抖着,眼看就站不住了。这时,主持批斗的红卫兵头头李庆维轻轻地踢我一脚,一声高喊:“跪下!”谢天谢地,这一跪,跪得我好轻松呀!(这个同学离校后到邯钢参加工作,不久即病死。)

  “台风”刮罢,我被“解放”出来,高中毕业证也没拿,便扛着铺盖卷回了老家。时值隆冬,寒风刺骨,落叶漫卷,满目黄土,一派荒凉。我的心中自然也是空空落落、冰冰凉凉。心想,怎么会是这样?从上小学起,老师、同学乃至邻居就一致认为自己是块“料”,长大了必定会从农村飞出去,怎么上学上学上学,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这样想着,不觉进了村子,往前一看,恰巧父亲迎面走来。父亲仍然是那样身材魁梧,气色红润,只是肩膀向前探得明显。父亲见我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没事儿吧?我懂得他所说的“事儿”是政治上被“戴帽”的意思,就说,没事儿,只是叫回来了。父亲说,那就好。这时我看见别在父亲胸前的白布条在寒风中轻轻摇曳,上边分明写着四个字:富农分子。原来父亲刚刚从钟底下领活回来(那时农村生产队时兴打钟派活——队长打钟,把社员集中到挂钟的树底下分配劳动任务)。别在父亲胸前的白布条只是刺激了我那么一下,我并未感到惊讶,更没有因此与父亲生分。父亲也没有为此显露出什么难为情。我跟着父亲,默默地走回家。

  回到家后,才知道家里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家庭成分被定成“漏划富农”后,父母都被戴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大门口挂了多年的烈属光荣牌也被摘掉(我大哥淮海战役中牺牲),父母每天早晨被强迫扫街,家里曾被掘地三尺,许多浮财被抄,部分房产充公……就算是没给扫地出门。

  我回来没休几天,便开始在生产队上班——那时候农民都靠挣工分生活。我们家受了那么大的冲击,经济已很脆弱,我在家里肯定是坐不住的。那时也不兴外出打工,在村里搞副业只有下小煤窑一种活儿,这对于我这样眼睛严重近视的一介书生,等于没有机会。我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跟着大多数社员摸爬滚打,开始了“修理地球”的漫漫生涯。一年四季,不分春夏秋冬,无论寒冬酷暑,常常是日不出而作,日落而未归。栉风沐雨,饮露餐风,趟雪踩冰,起早探黑,已成家常便饭。那时的农民哪里有自由,走个亲戚赶个集,也得向队长请假。与其说是对土地的依附,不如说是对人身的依附——生产队的干部掌握着每一个社员的生存权。工分是农民的命根,年底全凭工分分粮分钱。

  从政治到经济,方方面面,我都跌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尽管曾经是本市最著名学府邯郸一中的高材生,压根没人买你的账。作为一个人,全然没有了尊严记忆最深的是在一次生产队社员会散会之后,从会场出来,我感到苦闷,就尾随我的一位本家哥哥走到了他家的门口,想进去跟他聊聊天。当我的一条腿已经迈进他家的大门时,被他堵在了门口,他对我说:“柱子(我的小名),你走吧,别进来。恁家现在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不要串门了。”他说话的口气很和缓,但就是这一句口气和缓的话,对于我来说,无疑晴天霹雳!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现时的地位是多么的卑微。还有一件事使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那是在一次大队全体社员大会上,贫协主任柴某给与会社员念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念到“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时,他把“荼”念成了“茶”。我立即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几个社员传给了贫协主任,纸条上写着:“荼”字念图。贫协主任立即知道是我所写,抬起他那一双鹰一样尖厉、凶狠的眼睛从人群中找到我,轻蔑地瞥了我一眼,然后厉声吼道:“现在,城市是工人阶级的天下,农村是贫下中农的天下,贫下中农说一不二!贫下中农念报纸,不许剥削阶级挑毛病!有人以为他多读了几年书,就比我们贫下中农懂得多。毛主席说了:贫下中农最聪明!剥削阶级最愚蠢!我念如火如茶,就是如火如茶!”我当时被气得差点七窍生烟,内心冷却到了冰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人生造的毛主席语录”,自己想说啥,就说毛主席说了。)

  这些往事,现在的90后、80后乃至70后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在当时,却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人们被人为的划分为三六九等,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弱者,哪里还有一点人权?我们家的大门,即使在大白天,也总是关得紧紧的,总觉得随时会有人闯进来。1970年冬的一天,我的女友从市内来到我们家,大队干部闻讯后便半夜闯进我家大门,愣是把我的女友带到大队部进行无理盘问……最终还是把我们强行拆散。我的父母亲,则面临着随时被批被斗的险境。

  有一次在大队部批斗我父亲。当我走进会场时,主持批斗的干部对我说:“你父亲的事,你还是不要参加了。”我说:“为啥不让我参加?你召开的是社员会,我是不是社员?”他无言以对。批斗会上,我就站在父亲的身边,披着件破棉袄,两手卡腰,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那天我倒是真想听一听他们能讲些什么?我们家土改时分过8间房8亩地,土改时定中农都勉强,怎么“四清”中又被划成了富农?会上发言的人寥寥,只有几个干部例行“批”了几句,也都被我父亲当即驳回了。

  在冤案压顶的岁月里,我和父亲、哥哥每天晚上聚在父母的房间,说上一阵话。话题总是离不开成分。有时研究一些实质性问题或对策,但多数时候是习惯性的说一说话,好象只有这样说一说,才能使煎熬的内心平静一些,踏实一些。

  使我最受煎熬的是,每天早晨父亲扫街的扫帚声。父亲和母亲两份扫街任务,父亲体贴母亲,都由他一人来完成。父亲没冬没夏,每天早晨天还黑冷冷的就得起来去完这硬性的任务。所扫的所谓街道,其实都是土路,坑坑洼洼,扫起来很费劲的。我曾经提出过与父亲分担,被父亲严词拒绝了。后来果然有的地富子女被揪出来批斗,罪名就是“替父扫街”。

  那年头生产队经常有外派任务,譬如修路修渠之类的活儿,凡遇这种活儿,总少不了我的份儿。虽然家人和我对这类活儿并不反对——因为出去起码可以混个“肚儿圆”,还可以省下家里的口粮——但干部的想法是,你是地富子弟,好使唤,不派你去派谁去。尤其是修跃峰渠,从一期、二期到三期,期期有我,绝不会漏掉的,我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惟恐我留在村里会给他们找麻烦——翻家庭“富农”成分的案,从而影响到其他人也起来翻案。个别人的用心就更加险恶,巴不得我在外边出个什么事儿,“壮士一去不复返!”特别是跃峰渠第三期(也叫三线),那时我已成家并当了爸爸,孩子小需要我在家帮忙照顾,我本人眼睛又不好,而三期工程的主要任务是下到数百米的地底下挖隧道,全家人都希望把我留在家,让我弟弟去修渠。但大队干部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非让我去不可。大喇叭声嘶力竭地广播着我的名字:“柴振海到大队开会!柴振海到大队开会!”我于是抱着几个月的儿子去大队部领“命”。大队干部说,这是命令,叫谁去谁就去,不得讨价还价!儿子抱在我的怀里,垫着尿布,瞪着一双黑黝黝的眼睛,看着周围的陌生人,听着干部门的训话——他当然不懂得他面对的是一个怎样残忍的世界,他的年轻的爸爸正在遭受着什么。

  第二天,我与一起到三线去的民工们便背上行李出发了,走了几十里路来到太行山里的一个小村庄——大水头村。放眼四望,只见四野茫茫,山石嶙峋,小村依山而造,安静地依偎在一个向阳的山窝窝里。我们就在这个小山村里安营扎寨。就是在这一时期,我认识了峰峰矿区修渠指挥部指挥长侯春江的秘书杜良盛(他后来为我们家庭成分平反做了不少工作)。在他的举荐下,团部(修渠民工是部队编制)准备抽我去参与有关修渠的报告文学写作。但这时,大队干部突然把我从跃峰渠前线召了回去,说考虑了一下,还是老三(指我的弟弟)去修渠合适。不久便得知,原来是邯郸市跃峰渠指挥部也点名要抽调我去市里搞写作(市指挥部要出一本报告文学集),当时我市许多文艺界新闻界的熟人赵晋贤、任文祥等,都得知我在修渠第一线,一致想起用我,拯救我。当时处在那种恶劣环境中,明知基层捣蛋、作梗,但你有啥法儿?找谁说去?政治上没了地位,朋友帮忙也枉然。

  1975年修跃峰渠,作为木工,我需要下井作业。一切顺利,但等到上井时却出了问题——我坐在“匱”(一种人工结成的简单绳套)里,井上的升降机开始往上提,大约提到井筒的中间,我的上衣口袋被附着在井筒壁上的皮管子接口处的铁丝挂住了,而这时的升降机并没有停。刹时,我的屁股被掀了起来,头快要朝下了。紧接着的瞬间,我听到哧啦一声,我的头又朝上了——后来才知道是铁丝把口袋彻底挂穿了。我被提到井口时,浑身哆嗦得怎么也爬不上去,几个人拽着我的胳膊硬是把我拖了上去。这件事想起来后怕,一直没敢给父母说。那口井的地点在磁县大水头村,井深少说也有150米。如果那天掉下去,结果可想而知了。

  现在回想起来,回乡十年,真像一场梦魇,自己虽然不是天欲降大任的“斯人”,却全面经受了“斯人”应当经受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和乱其所为等多方面的磨练。筋骨之累不但使我饱尝了心志之苦,而且不得不滑入了“乱其所为”的境地——我多少年来酷爱文学,想在文学创作上有所作为——面对严酷的现实,不得不忍痛放弃了。由于过度的劳累和营养不良,我曾经瘦得一身骨头,头发干枯得宛如一堆老驴毛。身体弱了,抵抗力自然就差了,所以就经常感冒。1971年和1973年的夏季,一种奇怪的肚胀病向我们的村子袭来,凭我的体质,自然抵抗不住,每到晚上,肚子就像气吹一样胀了起来,躺在床上,不能翻身,只好把枕头垫得高高的,挺着个大肚子进入梦乡。由于长期焦虑(主要是家庭成分问题),1974年的5月29日,我突然感到头疼,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头疼病整整纠缠折磨了我10年。正方偏方,怎么治也治不好,直到10年后我的工作情况、家庭经济状况逐渐好转,爱人孩子户口解决后,才不治而愈。

  1976年,横行十年的“四人帮”倒台了!名为“革命”实为浩劫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尘埃落定。我本人和我的家人,随着全国被迫害的亿万群众的平反、解放,才有了出头之日。次年,我走进了峰峰矿区区委大院,重新拿起手中的笔,作为政府农业部门的一名资料员,开始为党和人民忘我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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