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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散文风格

时间:2016-02-27 17:32:03本文内容及图片来源于读者投稿,如有侵权请联系xuexila888@qq.com 小兰 我要投稿

  巴金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名誉主席、五届全国人大、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怎么写好散文诗,欢迎阅读!

  巴金散文的风格是怎样?

  巴金前辈从1927年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的文学才能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闪耀着异彩。他不但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小说,而且还写出了许多优美的散文,有《海行》[1]、《忆》[2]、《生之忏悔》[3]、《黑土》[4]等,分别是回忆录、游记随笔、杂文、怀人抒情的散文。由于体裁样式的不同,作品的特点也不相同。有些散文结构相当精致,寓意深远,如《龙虎狗》中有些文章,象散文诗一样优美。热情、坦率、真诚地把读者当作朋友,敞开他的胸怀,喋喋不休地倾说着心中的感情则是巴金散文始终如一的风格。他曾说:“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的《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在他的散文里这一美学风格表现的尤为鲜明。

  解放前,巴金出版了十几部散文集。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又创作了《友谊集》[5]、《新声集》[6]、《保卫和平的人们》[7]、《赞歌集》[8]等十多个散文集。这些集子,歌颂日新月异的祖国和当家作主的人民,歌颂保卫祖国的英雄,表达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也追忆和悼念亲朋故友等等。“文革”期间巴金思想上经过了痛苦的煎熬和严竣的斗争,得到了升华和飞跃。“文革”结束后,巴金多以深沉的思索和真诚的情怀,写出了五本《随想录》,向亿万人民捧出了他那颗燃烧的心,也为文坛献上了一部血泪交织的佳作。《随想录》是巴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验和文学活动的总结,是他对“十年浩劫”的无情批判和深刻总结,也是他对自己数十年文学生涯的真诚解剖。拓展了散文的表现领域,升华了散文的思想品格,提高了散文的美学价值,成为巴金散文的最高峰,也代表了中国当代散文的最高成就。

  巴金的散文,从一开始就显示了非常鲜明的个性。五四之后那一代作家的散文中,鲁迅先生的散文以其深刻透彻的思想,冷峻犀利的语言,达到中国新文学散文的高峰自不必说,而朱自清和冰心以温馨婉约的笔调清丽天然的风格各成大家。而巴金在几十年的散文创作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巴金散文的突出特点是: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读者的心。巴金常常把自己燃烧在作品中,文章中始终激荡着作者真挚、强烈的感情。在解放前的文章中,大部分都是反封建的。他所要倾吐的就是对于封建专制的恨和对于被压迫者的爱。他那些回忆在封建官僚大家庭中所度过的青少年时代的散文,对于早逝的母亲,对于始终没有勇气与封建社会决裂的大哥,对于最早教育他懂得了正直与善良,具有原始的正义感的轿夫仆人,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于摧残人、残害人的封建礼教,他发出了强烈的诅咒和抗议,感情质朴而炽烈。当然,他的笔触没有为家庭与亲人的范围所局限,在他结束少年时代之前,他的目光就投向了社会。当他在更广泛范围内接触到封建统治者与入侵的异族的种种残酷暴行,目睹了人民百姓的种种悲惨遭遇,他就感到无法忍受的痛苦,他又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绝望。这些感情交织混和,奔泻而出,化为文章,成为声讨旧社会的檄文。巴金在后来的文章中多次将他的笔称为“一支写惯了黑暗的笔。”其实,他写的不仅是黑暗,还写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于黑暗的抗议控诉和一代知识分子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艰苦地寻找真理的思想历程。他在散文中所记述的心灵的艰难跋涉的历程,不仅对于他的同时代人发生过启示作用,而且点化了我们后几代知识分子。记录他思想大转折的《我的眼泪》一文,今天重读,仍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力量激动人心,年青的巴金站在巴黎广场上的卢梭铜像面前,满怀景仰之情所接受的“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民主思想,和他从法国哲学家居伊那里所获得的“在众人的幸福中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的信条,不仅是他本人,而且成为好几代知识分子追求人类大同境界的始点。从此,巴金开始用他的笔,倾其全部感情及对封建思想,反对专制主义,呼吁和争取民主与人道主义。五四时代前后寻求国家民族出路的仁人志士,在探求各种各样救国救民药方的时候,不少人曾经接触过无政府主义的学说。而巴金就其思想体系而言,他属于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要求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民主主义者。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由衷地为新中国唱起赞歌。他写于五十年代的那些热情磅礴的散文,首先歌颂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化。尽管新诞生的共和国仍然贫穷,仍然落后,然而,它终于由“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一变而为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旧日的卑贱者从人身依附的奴仆地位中解放了出来。这是他多年向往、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使他兴奋不已。而最令他动情是那些为祖国、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无私地献出自己一切的人。在那篇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至今仍为人称颂不已的《我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中,他歌颂的就是在彭德怀身上所体现的那种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当然,更令他感动的是那些出身社会底层,来自穷乡僻壤的志愿军战士,为保卫新诞生的共和国而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事迹。他为之欢欣鼓舞。他写了李大海、孙渭良,在《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里,他写了一系列有名的与无名的志愿军英雄。这些散文以作者发自肺腑的感情力量打动了读者。

巴金的散文风格

巴金

  巴金散文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把心掏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他常说:“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9]解放前,巴金就写了《家》等长篇小说,也写了大量散文,表达了他对暴政的诅咒和对自由的向往。解放后,作者怀着对新生活的热情写下了对生活的颂歌。可是在反胡风运动、反右斗争和“文革”初期,作者也不能不违背良心,写一些应景文章或批判别人的文章,以保自己过关。然而,他却并没逃脱被打倒、被残酷迫害的命运。作者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谎言、假话给民族和自己带来的灾难。经过这场炼狱之后,巴金思想臻于炉火纯青。他沉痛地说:“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3]于是他沉痛地忏悔自己的错误,写出了一篇篇说真话,说自己内心想说的话的文章。在这一系列散文中,他首先针对“假大空”的阴谋文艺,重申了自己的文学主张。经过十年的反复思考,他愈益坚定了“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这一主张,更加强调了作家对于社会应有的责任感。从《随想录》第一卷到第五卷,他多次讲到,他所以拿起笔,是以文学为武器,来与旧社会作斗争。他认为文学应该发挥散播火种的作用,作家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当然,他并未将文学的教育功能作简单理解,他再三讲到“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9]是的,一切文艺作品必须通过以情动人,潜移默化的方式达到作者预期的效果。他虽然在自己的写作中始终恪守为社会为人生的原则,但他并不以此做为文学的全部职能,也不以此种创作原则来约束他人。他鼓励作家不安于现状,不断创新。他认为,作家一旦停止探索就写不出有新意的作品。他赞成在文学上也应打破封闭状态、实行开放政策的主张,百花齐放,畅所欲言,敢于“说真话”。在《随想录》中,他多次支持在探索中受到非议的新起的作家。对于艺术技巧,他认为“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我认为,巴金在这里所说的“无技巧”,决不是轻视或否定艺术技巧的作用,他反对的是没有灵魂的游戏文字,反对“舞文弄墨”的技巧来装扮苍白贫血的内容。他认为技巧必须服务于内容,与所要表达的内容相统一,他所推崇的技巧是对于内容的最自然的表现。这种自然是作者具有真情实感,并经过沉思熟虑才能达到的。无论古今中外的哪位作家,不论他在技巧上如何精致,如果他所抒发的内容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漠不相关,是不会成为一位伟大作家的。巴金和那些伟大的作家一样,以他最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无技巧”状态,表现了他对事物的态度,对民族命运的关注,表现了他的人格与道义的力量。

  巴金的散文有一大部分内容在于总结十年“文革”的历史。他的回顾与其它许多人不同,他首先从自我剖析开始。作者在《怀念胡风》一文中写道:“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达(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着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我,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在《随想录》序文中说:“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开始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他无保留地展示了自己在那十年经历,展示了自己在强大的压力下的种种表现,并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为什么?”为什么“别人‘高举’我就‘紧跟’?为什么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为什么别人高喊打倒自己,自己也毫无抵抗地举手响应?为什么自己的妻子萧珊、老友老舍、傅雷一个又一个地被摧残致死,自己不但不能挺身而出、连抗议也不曾发出一声?……沿着这一连串“为什么”,他不留情地揭示出,原来在自己身上也残存着迷信权威、盲目服从。明哲保身等封建思想。作者在《二十年前》中沉痛地说:“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后来打倒自己…想想可笑,其实可耻。”他以最坦率的态度袒露了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并以《十字军英雄记》的两句话进行自谴:“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

  作者怀着无比的真诚,沉痛地剖析自己,并进行严格的自我批判,坦露自己的灵魂,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自己的丑”,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有许多大体类似经历的人,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不但全无自我反省的精神,把责任全部推向客观,竭力美化自己,在这方面,我认为巴金前辈为我们树立了敢于解剖自己的榜样。当然,巴金的有些自责过于言重了。当年即使有个别的人挺身而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作者主要目的是以此激励人们说真话,阻止“文革”的再来。作者的真诚,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敬爱,也提高了散文的品格,丰富了散文的美学趣味。

  巴金散文的总主题就是唤起群众,大反封建,这是巴金散文的第三个突出特点。巴金进行自我剖析时,不仅仅限于单纯的自谴自责。他是以这种形式引发更多的人们进行自我反省。但是他也并不是要求全民族共忏悔,因为他明白这些人不能承担这场历史悲剧的责任。他们是受害者,他在《随想录》中反反复复追究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变成人民为牛马,为猪狗、为虫鱼,而将另一部分人变成豺狼虎豹。他既控诉了豺狼虎豹的种种禽兽行径,同时深入探究他们所以能够得逞的原因。他开始探讨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讲到,“在文革”初期我弄不懂“人怎么会变成了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为虎狼?我至今想不通。”他认为不弄清这一点就不能了解这场悲剧的来由。他穷究不已,终于豁然顿悟:“文革”初期我还以为整个社会在迎大步向前进,到了‘文革’后期我才发现我四周到处都有‘高老太爷’,……一连几年我称为‘牛鬼’,而一向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真正的‘牛鬼’却穿起漂亮的衣服在大街上闲逛。我指的是封建残余或者封建流毒。他找到了导致这场历史灾难的主要原因:封建主义至今未曾离去。只是那些封建“家长们”都经过了一番装扮,以革命的面目出现,因而蒙蔽了群众。于是他警告人们,“人们认为反封建早已过时,我也认为我们已经摔脱了旧时代。没有想到封建残余在发展、流毒还在扩大。”我不能不发问:五四时期的反封建传统到哪里去了?……总之,不管过时不过时,我还是要大反封建。因此,在他“文革”的创作中,不管刮什么风,下什么雨,不论什么人从哪个方面对他的文章进行挑剔,他都不予理会,从不改变自己的主张。有人反对旧事重提,要求大家向前看,他则坚决主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理想与信念只有建立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是坚实而不是虚幻的。他回信给向他讨教理想的孩子们说:“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回信中告诫孩子们,那就是要保持头脑的清醒。从历史的整个发展来说,当然在《二十年后》与《“文革”博物馆》中,他就更为明确地提出,只有大家都不再喝“迷魂汤”,而不是只有少数人“清醒”,才能“避免空前大灾难”。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他认为有必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子孙万代牢记封建主义卷土重来给人们的危害。因此“向后看”正是避免出现曲折、保证历史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由此,他的散文已经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个在新时期继续大反封建的勇士形象!

  朴实自然的风格、行云流水般的文采,是巴金散文的第四个特点,巴金的散文,尤其是晚年的《随想录》,有着朴实自然的风格,作者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而长年积蓄的爱憎悲欢、深切感受,不得不发!而一旦喷发,则随情而走,随物赋形,常行于当所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自然亲切,无迹可寻,犹如真正是百炼钢化为了绕指柔。比如《紧箍咒》一文,如果一般作家来写,一定围绕“紧箍咒”进行起承转合,前辅后垫,层层深化,首尾照应等等。可是巴金却完全甩开这一套“常用技巧”,从林放读了他的《我的噩梦》也写了一篇杂文《“文革”还在揪人》,然后就自然地回忆起他与林放的交往,自然地点出“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金箍儿’。他也一样。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打滚……作者进一步写出他“给压在个人崇拜的宝塔底下一直喘不过气来。”的紧张心情。直到“文革”以后,作者与林放又恢复了联系,与林放一样感觉到“文革还在揪人”。最后作者在号召人们警惕的同时,把“多年苦心修建的”“个人崇拜”的“宝塔”和“紧箍咒”一起掀掉了。作者极为深湛的思想,极为真实的感情,都十分自然地通过与林放的友情写出来,显得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毫无精心雕琢的痕迹;但却又是那样委婉曲折,匠心独运,真是“炉火纯青”!巴金以他的散文创作,为中国散文树立了一座高峰,一块丰碑。

  巴金都有什么样的贡献?

  他一生勤奋写作,著作颇丰,即使进入耄耋之年仍能写出《随想录》这样的惊世之作。巴金年轻时只顾写作,身体并不太好,1927年他在法国患肺病后,天天到田畔河边散步,一年后就好了。回到祖国后,每年都要出去爬山锻炼,杭州的南高峰、北高峰都有他的足迹。进入老年后,他为了锻炼腿,每天早晨六点半起来,七点下楼在院子里先慢跑一圈,回来喝杯牛奶再出去散步。另外,他每天上楼写作,下楼活动,上楼睡觉,下楼吃饭,有意地多上下几次楼梯,以达到锻炼腿脚的目的。

  他1982年摔断左腿,后又患“帕金森氏病”住院治疗,但由于他有坚强的意志,积极锻炼,配合医生治疗,身体恢复得比一般老人快。时光如水,巴金是金。 真心真爱,深情深意。

  一个世纪的生命长河,淌过崇山,流过峻岭,穿过峡谷,在这一刻停留了。巴金,多少人在呼唤这一名字,多少人在哀哭中国文坛的参天大树倒下了。

  “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1927年,巴金以第一部小说《灭亡》,被人们认识以后,以自己的光和热,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领军人。巴金的财富,是他26卷本的不朽著作和10卷本的精彩译著。巴金的财富,更是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完美的人格力量。

  爱国主义,是巴金两大财富的重要基础。巴金12岁那年通读了《说岳全传》,深深被岳飞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震动。上世纪90年代,巴金在众人的劝说下,到杭州休养。从来怕麻烦别人的他,有一天却提出了要求,想去拜谒岳坟。在文征明《满江红》词碑前,年过九十,平时说话吐字不太清楚的巴金,像小学生那样吟诵起这首词来,声音越来越清楚、高亢:“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黎。这是离别巴黎半个世纪后,巴金第一次再踏上这片土地。故地重游,对于任何人都会有很多感慨。然而,每天清晨,巴金静静地坐在窗前,眼前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而是北京的长安街、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子湖、成都的双眼井,广州的乡村……他说:“出了国境,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关心地注视着我。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你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

  “让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巴金的心里始终珍藏着这一美好愿望。

  巴金出生于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仁爱的母亲,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他从母亲这里懂得了爱,懂得了宽容。巴金幼年另一位老师是轿夫老周。老周总跟他说:“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火要空心,人要实心。”

  成年后的巴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精神和力量,使瘦弱的老周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讲出这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仁义、道德、忠爱。而恰恰是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为人之本。

  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主要内容。在巴金许多文论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火一样的文字:“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

  小张、小吴,从农村来到巴老身边工作。转眼多年过去了,有一天,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翟泰丰来探视,问巴老有什么要求?从来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的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希望安排好小张、小吴的工作。

  仁爱、忠诚、正义、自律,人道主义相伴巴金一生。

  巴金的主要作品都有那些?

  著作书目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他人合著),1927,上海民钟社 。

  《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书店。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 。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书店 。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书局 。

  《雾》(“爱情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年,新中国书局。

  《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书局 。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书店 。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书局 。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书局 。

  《雨》(“爱情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 良友图书公司。

  《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书局 。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书局 。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1933,开明书局 。

  《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 。

  《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书店 。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书局 。

  《》(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书局 。

  《巴金自传》(传记),1934,第一出版社 。

  《电》(“爱情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 良友图书公司 。

  《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书店 。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化生活出版社 。

  《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书店 。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印书馆。

  《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印书馆 。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合集)1936, 良友图书公司 ;

  《忆》(回忆录),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

  《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 ;

  《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 ;

  《短简》(散文集),1937, 良友图书公司 ;

  《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 ;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书店 ;

  《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书店 ;

  《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 ;

  《黑土》(散文集),1939.文化生活出版社 ;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0,开明书店 ;

  《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化生活出版社 ;

  《火》(共三部,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书店;

  《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 ;

  《无题》(散文集),1941,文化生活出版社 ;

  《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化生活出版社 ;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文化生活出版社 ;

  《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 ;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化生活出版社 ;

  《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化生活出版社 ;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 良友图书公司 ;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 ;

  《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 ;

  《怀念》(散文集),1947,开明书店 ;

  《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化生活出版社 ;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出版社 ;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平明出版社 ;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1,开明书店 ;

  《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出版社 ;

  《生活书局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通讯合集),1953,人民文学出版社 ;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平明出版社 ;

  《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合集),1954,中青 ;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民文学出版社 ;

  《巴金散文集》1955,人民文学出版社 ;

  《谈契诃夫》(理论),1955,平明出版社 ;

  《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出版社;

  《坚强的战士》(散文集),1957,少年儿童出版社;

  《明珠和玉姬》(儿童短篇小说集),1957,少年儿童出版社 ;

  《—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中国青年出版社;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民文学出版社 ;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 ;

  《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 ;

  《友谊集》(散文集),1959,作家出版社 ;

  《猪与鸡》(短篇小说),1959,作家出版社 ;

  《赞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作家出版社 ;

  《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文艺出版社;

  《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作家出版社 ;

  《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出版社 ;

  《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

  《海的梦》(中短篇小说合集),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 ;

  《烟火集》(散文集),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 ;

  《随想录》(散文集),1979,香港三联书店 ;

  《巴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 ;

  《巴金选集》(上下卷),1980,人民文学出版社 ;

  《探索集》(《随想录》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联书店 ;

  《巴金选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 ;

  《创作回忆录》1981,香港三联书店 ;

  《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第3集,散文集),1982,四川人民出版社 ;

  《巴金选集》(1—10卷,小说、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出版社 ;

  《创作回忆录》(散文集),1982,人民文学出版社 ;

  《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出版社;

  《巴金散文选》(上下册),1982,浙江人民出版社;

  《忆念集》(散文集),1982,宁夏人民出版社 ;

  《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联书店 ;

  《巴金论创作》(理论),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 ;

  《巴金散文选》198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文学回忆录》(与老舍等合著 ) 1983,四川人民出版社 ;

  《病中集》(《随想录》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联书店 ;

  《童年的回忆》(回忆录),1984,四川少儿 ;

  《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文艺出版社 ;

  《控诉集》(散文集),1985,海峡文艺出版社;

  《心里话》(《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艺出版社;

  《十年一梦》(散文集),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

  《巴金六十年文选》(散文集)1986,上海文艺出版社 ;

  《巴金全集》(1—26卷),1986—1994,人民文学出版社 ;

  《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联书店 ;

  《巴金》(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联书店 ;

  《当代杂文选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艺出版社;

  《寻找理想的少年朋友》(书信集),1987,少儿出版社 ;

  《雪泥集》(书信集),1987,三联书店 ;

  《巴金书简·新编》1987,四川文艺出版社 ;

  《随想录》(散文集), 1987 ,三联书店 ;

  《巴金散文精编》,1991 ,浙江文艺出版社;

  《巴金书信集》, 1991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域外小说》,1992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忆》(回忆录),1994 ,中国华侨出版社;

  《短简》,1994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再思录》(散文集),1995 ,上海远东出版公司 ;

  《巴金自传》,1995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十年一梦》,1995 ,人民日报出版社 ;

  《中华散文珍藏本丛书·巴金卷》,2001,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中国国外获奖作家出版社作品集·巴金卷》,2001,云南人民出版社;

  《随想录选集》,200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随想录》,2009,作家出版社 。

  译文集汇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书店;又名《面包与自由》,1940,平明出版社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曾合译,1928,开明书店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著,1929,新宇宙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前夜》(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书店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开明书店

  《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书店

  《自传》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书店

  《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文化生活出版社

  《俄国虚无运动史话》(史话),俄国斯特普尼亚克著,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

  《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

  《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又名《家庭的戏剧》),俄国赫尔岑著,1940,文化生活出版社

  《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式庚等著,1940,文化生活出版社

  《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3,文化生活出版社

  《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文化生活出版社

  《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文化生活出版社

  《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文化生活出版社

  《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文化生活出版社

  《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出版社

  《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平明出版社

  《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出版社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萧珊合译),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译文全集》(1—10卷),1997,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译文选集》,200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黄河象》

  “巴金”笔名来历

  正如大多数人所知,巴金本名李尧棠,号芾甘。据统计,巴金一生使用不过不下二十个笔名,但“巴金”却是最常用的,看来老人家对此名确实是情有独钟。那么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巴金”笔名的由来,至今国内外研究者众说纷纭,许多人猜测这两个字来自于巴恩波和克鲁泡特金。

  克鲁泡特金(1842~1921)是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地理学家和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活动家。他流寓英国约30年,潜心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研究著述,提出一整套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巴金15岁的时候,无意中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上海寄给他的。这本书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书里面全是他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那雄辩的笔调简直要把15岁的巴金的心烧化了。他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告少年》里我得到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从那开始,巴金即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终身不渝。

  巴金曾经有两次最明显表示过此笔名的来历。

  第一次是在1957年9月27日写给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作了注解: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Cha–teau-Thierry(法国城市名)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第二次是在八十年代接受学者陈思和等人采访时,曾说:

  我在法国的沙多-吉里写小说《灭亡》,并没有想到拿它发表,只想自费印刷几百册送给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个朋友(按:即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帮忙。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不久前在昂热自杀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个“巴”字,以示纪念;“金”是那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笔名,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灭亡》寄走后,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为《东方杂志》翻译托洛茨基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在译稿(《托尔斯泰论》)上署名“巴金”。后来,这篇后署“巴金”的论文却先发表了(按:该文载于1928年10月《东方杂志》第二下五卷第十九号),最先署“巴金”的小说《灭亡》是1929年才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按: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期)。实际上还是《灭亡》最早用“巴金”这个笔名。

  仔细看一下,会发现,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五十年代时,是由“巴恩波”和“克鲁泡特金”而来无疑。但是八十年代说法中“巴”依然取自“巴恩波”,而“金”却变成了“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这个哲学朋友建议时,是否源于“克鲁泡特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巴金确实语气变得不那么肯定了。

  同一个人,两次说法,两种理解,笔者窃以为这跟两次解释所面临的社会背景有关。五十年代,政治高压还不是那么紧迫,况且这是写给苏联作家的私人信件,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内心想法。而到了八十年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巴金性格变得被迫软弱和妥协,加上克鲁泡特金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与提倡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此时,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下接受中国学者采访,发表言论,当然要谨慎谨慎再谨慎,这是在文革时吃的苦头教给巴金的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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