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辩护》读书笔记
《女权辩护》这部女权主义历史上不朽而又系统的著作是玛丽?沃斯顿克拉夫特最辉煌的成就,近年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克兰姆尼克称它为“女权主义的独立宣言”。该书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本呼吁女性行为改革、唤起女性意识的女权主义巨著。学习啦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女权辩护》读书笔记,欢迎大家参阅。
《女权辩护》读书笔记篇一本大瞎本想在"三八"这天,把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夫人写的《为女权辩护》读完并写出读后感,向广大女愽友示好,以把她们捏得绑紧的金笔哄到手。女愽友多得数也数不清吧?要是能得到她们的光顾和点赞,本大瞎还不成了大V了?
本大瞎偷着乐呀,睡觉都笑醒了两回。但是,但是,美丽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女士可能因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社会给予女人的权力太少丶太小而气昏了头,文章写得怒火熊熊,"东一榔头西一锤",把本大瞎的脑袋都烧糊涂了,变成了"一锅粥",因此,她的这篇文章本大瞎读得苦,时至今日才勉强读完。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是写给法国立法委员塔列朗的,塔列朗正在参与法国新宪法的起草。沃斯通克拉夫特向塔列朗喊话:"当男人争取自由,并获准就他们自己的幸福作判断时,却强迫压制女人是否太矛盾,太不公道呢--即使你坚信自己正设想万全的方式促进他们的幸福。如果说女性与男性都天赋理性,谁封男人为唯一的判官?"沃斯通克拉夫特呼吁让妇女--"人类的一半"也能参与宪法的制定。本大瞎认为她尤其想自已能参与宪法的制定。她说:"我是替女性同胞请愿,不是为自己。我早就把独立当做人生的一大福佑和每一项道德的基础,就算必须住在不毛的荒地,我也会缩减各种需求,永远自立自强"。她说:'也许有人会笑我,不过我真的认为女人该选出她们的代表,而不是被专断地统治,在政府的评议中没有任何开口的余地。"永远自立自强,即使是流放荒漠,吞糠咽菜,沃斯通克拉夫特也在所不惜,好一个要强的女子!沃斯通克拉夫特深知政治权利的极端重要性,她当仁不让地为妇女争取人的最高权利。
女汉子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性惯常屈从于男性而愤慨,不认为"夏娃真是亚当的一根肋骨";她抗议社会什么都不让女性知晓,也不让她们受到恰当的教育。她说:"我不是想看女性成为英雄或畜生,而是成为明理的人。"她承认"最近女子教育比以前受重视一些",即或如此,"她们还是被看成无足轻重的一类,那些想以讽刺或教诲来改良女性品质的作家常常对女性加以嘲笑或怜悯。大家公认她们小时候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学到一些才艺,可是为了淫荡的美貌观,为了想靠婚姻立足(这是女人唯一出头的办法),身体和心智的力量就被舍弃了。这种愿望使她们成了动物一般,婚后一切举动都学小孩子--她们更衣,她们画画,给上帝创造的动物取绰号。这些软弱的小东西当然只适合当后宫佳丽!你能指望她们英明持家,或者在可怜的宝宝出生后好好照顾他们吗"?她一再强调,无知的母亲不会是好母亲,而差劲的母亲可能会养出贫弱的儿童。她承认:"我爱我的男性伙伴,但是除非个人的理性要求我效忠,否则他的王权--不管是真的还是霸占来的,都不能决定我,即或效忠也是服理不服人。"她坚持"女人不是生来满足男人胃口的,也不是生来当高级佣人,替他准备三餐,洗衣熨衣的"。她对男人把女子贬为玩物感到愤概:"我惋惜女性接受男人对女子的小殷勤,按部就班被贬低了身价,其实他们是在以侮慢的态度来维持自己的优越感。这些礼仪我也觉得很滑稽,每次我看男人殷勤地替女性捡起手帕或关门,我几乎控制不住目己的肌肉。"(这句话,男人喜欢
)她认为,男人喜女眷脆弱,凡事仰仗他们,女人遂照人家要求的方式来反应了。"她们一遇到微不足道的危险,就紧缠着她们的支柱,黏得像寄生虫,可怜兮兮地求援。于是她们的天然捍卫者马上抻出手臂或提高嗓门,保护颤抖的人儿--抵挡什么危机呢?不过是老母牛瞪着眼,或者小老鼠跳出来,田鼠已经算很严重的危险了。照理性甚至常识看来,这样的可怜虫怎能不受藐视呢--即使她们温柔又美丽。她哀叹:"女性软弱,必须靠男人养活,使得妻子在丈夫身边像小猫呼噜呼噜低哼着,似乎任何男人喂她摸她,她都能依偎低呤。男人往往喜欢这种惨兮兮、只限他们享用的深情,但他们若更有道德,不再玩弄一个软弱的妾妇,必乐于在火边跟一位可以做朋友的知己侃侃交谈。" 沃斯通克拉夫特通篇都是"女性和男性同样是人"的主张,"女性和男性该有天赋共同的胃口和激情,她们若不受理管制,都会野蛮不讲理。但管制自己是全人类的本分,不是某一性别的本分。"(本大瞎认为,女人野蛮起来也怪吓人的;女人不讲理也怪烦人的。
尤其是在中国的城市,尽管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厌恶、愤概、叹息的现象依然存在,并且还出现了"____",但沃斯通克拉夫所呼吁、主张、提倡的,有许多已成为现实,女人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有人(包括本大瞎)都想写一篇《为男权辩护》了。女佳宾们,可以不送金笔给本大瞎,但千万不要把一个人忘记了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因为你们现在拥有的权力大都与她密切相关,虽然这名字有点难记。男佳宾们,也不要生气,沃斯通克拉夫特早就说了:"只要男人弄断我们的锁链,甘于接受理性的情谊而不要求奴隶性的服从,他们会发现我们变成了更体贴的女儿丶更亲爱的姐妹丶更忠贞的妻子丶更讲理的母亲一简言之,更好的公民"。
《女权辩护》读书笔记篇二女人从幼年开始就被教导:美貌是女人的权杖,因而心灵要为身体塑造自己;心灵只能在它的镀金鸟笼里徜徉漫步,并且只能努力去赞美它的鸟笼。女人只是被束缚在一件事情上面,她们总是把自己的思想限制在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上,几乎不能把视野延伸到眼前片刻的胜利之外的东西上。然后,她就像一只鸟儿一样被禁闭在笼子里,除了梳理自己的羽毛,以及假装很威严地在一根栖木和另外一根栖木之间昂首阔步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的确,她们不需要苦干也不需要纺织,就可以拥有食物和衣服,可是这些都是用她们的健康、自由和品德作为条件交换而来的。但是茫茫人海中,到哪里才能找到一个具有足够的坚强意志,从而能够放弃这些外来特权的人呢?又到哪里去找一个具有沉着的理性的尊严,能够超越世俗的看法并敢于以人本身所固有的特权而自豪的人呢?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有比健康、自由和品德更珍贵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女子,外表的美丽和优美的体态也是我难以放弃的。若是我自食其力,并且努力追求内在与外在的美好,应该也不错。
设想过,如果我孕育了一个孩子,那么我对孩子的教育观很可能是天翻地覆,我的理性告诉我这样不对,但是在现实中理性已经被搅得粉碎。我会逼着她去担着一些我自己幼时都不愿意的重负。我完全违背自己的想法,她还没过够童年的时候就被迫向成年阶段催熟。多么可怕的我,何其无辜的孩子,我宁愿她从来没来过这世界,远远好过被我压迫。因为这样压迫人的我,也显得丑陋不堪,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很残忍很冷酷很让人讨厌。我希望她能快乐能自由能自制,做不到就放手,所以child-free才是我的选择。在我有能力的时候,还是希望能领养一个女孩,我爱孩子。假使是领养,在教育问题上我觉得能做到比较理性地行事。
《女权辩护》读书笔记篇三《女权辩护 妇女的屈从地位》是由两部为女权辩护的著作组成的,其中一部是十八世纪英国女作家、以争取妇女教育平等和社会平等而闻名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撰著的《女权辩护》;另一部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著述的《妇女的屈从地位》。这两部著作虽然出版的年代不同,前者为1792年,后者为1869年,相隔半个多世纪,但是它们论述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即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为当时英国妇女所处的无权地位大声疾呼,批评和抨击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要求给予妇女同男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工作权和选举权。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
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年出生于英国。玛丽出生的年代,启蒙主义正光芒四射,浪漫主义运动接踵而至,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遥相呼应。这是一个风雷激荡,思想活跃,人文主义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个体权利愈加受到尊重,主体意识曰益觉醒的时代。与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这些思想在欧美社会广为传播,“自由、平等、博爱”观念至少在口头上成为大家的普遍追求。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的感染与熏浸下,玛丽逐渐成长为一名女权主义者。
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玛丽就开始抗议反叛女性的传统社会地位,最直接的诱因是她目睹了乃父对母亲的辱骂、暴力、专横等种种虐待。其父是一名边远地区农场主贵族,又是酒鬼兼赌徒,每当他喝得烂醉或输红了眼回家,总忘不了拳脚交加“问候”妻子,呵斥与辱骂更是家常便饭。不仅如此,家中重男轻女思想也相当严重,男孩子在家中的地位明显要比玛丽三姐妹优越。这种家庭暴力与不公平在小玛丽心目中激起了强烈愤怒与抗议。为使母亲免遭毒打,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在父母卧室外睡觉,一旦有异常情况,她便警醒地冲入,把母亲从乃父的老拳之下拯救出来。
恶劣的家庭环境使玛丽小小年纪就决定今后要独立,决不希望母亲的遭遇在自己身上重演,并发誓不打算结婚。处身今曰社会,这些想法当然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但是请想一想吧,在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社会,一般女性对男人都是逆来顺受,上层社会的妇女无论家道中落到怎样地步都不敢想象外出工作,独立精神、自由人格离英国女性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所以玛丽上述思想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在十九岁时,她获得了一份付费工作:在南安普顿温德瑟尔的巴斯做多森夫人的女伴。经济上的初步独立进一步坚定了她当初的决心:永不结婚。在她看来,婚姻赋予男人对妻子、妻子的财产、他们的孩子的法定所有权,妇女没有离婚的自由,即使婚姻再不幸也如此。妇女把美好婚姻和绕膝的孩子看作人生最高的追求乃至理想境界。这种普遍的社会不公平在玛丽看来无异于女性的灾难,她决心起而反抗,并以笔为旗,大胆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唤醒自己的同胞。
她的第一个重大的社会反叛行动就是把自己的妹妹伊莉莎从一桩不幸的婚姻中拯救出来,半说服半胁迫地使伊莉莎在含泪吻别孩子之后悄悄地逃离夫家。这次拯救行动使玛丽再次意识到,对妇女而言,要保持独立自由地位,唯有一条路可走——不结婚。
她们姐妹俩,加上伊娃瑞娜和范妮·布拉德1784年在纽温顿格林成立了一所学校。她认为,妇女只有接受教育,才能学会思考问题,也才最终谈得上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大堆的嫁妆并不能保证妇女的幸福与自由。尽管因经营不善,学校两年之后被迫关闭,但在纽温顿格林期间,玛丽有幸与当地激进分子理查·普莱斯(Richard Price)成为了好友。后者是男人团体“合理的新教徒”的领导人之一,他著有《关于道德的原则性问题的评论》等几部颇有影响的书,在书中他争辩说,“应该凭个体的良知和理智做出道德选择”,普莱斯也激烈反对____关于原罪和永久惩罚的传统观念,其组织因此被国教徒指责为“无神论者”。身为国教徒的玛丽被这些激进的言论深深吸引,在普莱斯影响下经常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并在普莱斯家中结识了包括自由出版人约瑟夫·约翰森(Joseph Johnson)在内的其他主要激进派人士。在约翰森的要求和鼓励下,玛丽写成《关于少女教育的思考》一书,除了把以前关于妇女教育的观点系统化之外,她还猛烈抨击传统教学方法。几年以后,玛丽回到伦敦,成为“新型妇女中的第一个”,当了一名全曰制作家和妇女儿童问题方面的编辑,兼做翻译,亦写评论,并帮助约翰森创办了《分析评论》杂志。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对政治从不感兴趣的玛丽,被革命的思想和它引起的改良所鼓舞,变得更加激进起来,开始相信人性的改善并非天方夜谭。普莱斯发表布道,热情赞扬法国大革命,向英国人民鼓吹他们也有权力赶走坏国王。爱德蒙德·伯克对此深感恐慌,写下《对法国革命的反思》拥护君主专制的世袭权。伯克的保守、反动,以及对普莱斯的攻击令玛丽大为不满,她很快写出《对男人权利的证明》予以坚决回击。这本小册子不仅大胆肯定法国革命的进步意义,保护和捍卫了普莱斯,而且尖锐地指出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病,如罪恶的黑奴贸易、游戏般的法律和穷人的悲惨境遇。小册子的出版很快引起了其他著名激进思想家,如潘恩(T.Paine)、布莱克(William Blake)、戈德温(William Godwin)等人极大的关注。
1792年玛丽出版了她最重要的著作《对妇女权利的证明》。在这部重要的女权主义经典文献中,玛丽抨击了把妇女保持在“无知和奴隶式依附”状态中的教育限制,把婚姻描绘为“合法的卖淫”,尤其反感妇女自甘沉沦于依附甚至奴性状态,认为男人的权利同妇女的权利是一体的和同一的,要获得社会平等,必须消灭教会、废除军阶制,更要革除君主专制。这些观念激起了广泛争议,它们不仅在当时的环境中是相当革命极其前卫的,甚至令其同路人也大为震惊,即使在今天的某些人眼中也称得上惊世骇俗。玛丽首次使妇女的权利成为一项事业。尽管她关于“人类的一半的公平”的要求过于革命,但仍在激进者和受过教育的妇女中赢得了追随者,不少女性从玛丽那里获得了精神上的鼓舞与力量,开始认真思考自身的前途与命运。玛丽在促成把妇女看作重要社会力量这一潮流中获得了成功。
正当这个“离经叛道”的女人连同她的作品和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之时,玛丽的人生经历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我称之为“先驱的自我偏离”,而且正是这种偏离,曾一度损害了她作为女权主义先驱的声誉,动摇了她在女权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
原来在1790年晚些时候,玛丽违背了自己一贯坚称的性别独立,迷恋上了亨利·弗塞里(Henry Fuselis),一名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画家和有妇之夫,两年之后被他抛弃。前往巴黎散心的玛丽,遇上了放荡的美国边民伊麦利(Gilbert Imaly),他们生有一女,取名范妮。玛丽据此要求伊麦利做出更认真严肃的承诺,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痛苦万分中曾于1795年4月、10月两度自杀未遂。此后开始同英国著名小说家哲学家戈德温交往,1796年7月,两人在圣潘克纳斯教堂喜结秦晋。但他们的结合遭到了很多人的讥嘲:首先因为它违背了玛丽自己的宣言和主张,其次玛丽曾一度以“伊麦利太太”而为人所知,而当时的妇女是不能离婚的,这种事实上的重婚引得保守派人士大为惊恐,他们四处排挤这对夫妇,但朋友们则称他们的结合是“现存最特别的已婚夫妇”。
在等待腹中小生命降生之际,玛丽开始创作半自传体长篇小说《玛丽娅》。1797年8月30曰玛丽临盆,由于胎盘错位,不得不进行手术,尽管平安生下一女婴——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雪莱夫人,但不幸的是因为手术感染,玛丽因产褥热于同年9月10曰离开了人世。一代女权主义先驱就这样走过了短暂而曲折的一生。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19世纪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著作,像《政治经济学定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等,都是很有影响的。同时,他还是公认的哲学家、政治学家,他的这方面著作有《逻辑学体系》、《论自由》、《代议制=的研究》等。除此以外,他实际上还是一位研究女权问题的先驱者。他关于女权问题写过3部著作:《承认妇女的选举权》、《论妇女的屈从地位》和《妇女的参政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于1869年出版的《论妇女的屈从地位》,在该书中,作者对女权问题的深切关怀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可以说,他是站得高,看得远,他的某些见解至今仍能启发我们去更为理性地思考女权问题。